和君創業創辦當代智庫論壇的30年民間智庫經歷：
從五色智庫比較看當代的智庫色彩
和君創業咨詢公司是中國創辦較早的民間智庫機構，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與北京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合作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冊，后來演化成為中國具有歷史積淀的管理咨詢公司之一，2012年我們被評選中國企業500強的中國企業聯合會排行為中國管理咨詢機構50大第1名。
三十年來，我們的智庫研究經歷了五種顏色的五個階段，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習近平時代的智庫特征。
中國的1980年代初期，是鄧小平時代政治威權的統一期，由此產生了“改革四君子”為代表的一代紫色智庫。
2002年，我和翁永曦一同去為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策劃改革開放，六輪艱苦游說之后，奇跡般地在遼寧丹東鴨綠江對岸創建了新義洲特別行政區。十年之后，我和當代智庫論壇的秘書長趙剛又與翁永曦、黃江南同行去為蒙古國總理策劃中俄蒙三國的貝加爾湖“北水南調”，一路聽兩位改革君子回顧他們1980年的智庫杰作。
“改革四君子”的智庫機遇源于黃江南介紹翁永曦認識了新華社內蒙分社社長，翁永曦與他縱論國際大勢，被發到新華社內參，當時的總理趙紫陽看后大為贊賞，立即面見翁永曦問政，由此形成了“百萬裁軍”與中國“韜光養晦”的外交新路線。
而后，趙紫陽再次約見翁永曦專論國內問題，翁提出請他們團隊共同參加，于是有了翁永曦、朱嘉明、黃江南和王岐山四君子反“洋躍進”的一幕。
令四君子萬萬沒想到的場面是，這次會談不再只有總理一人參加，而是滿堂的副總理與相關各部部長。趙紫陽開場第一句話是：“這個會議室建國以來沒有年輕人進來議政，今天請你們四人來此，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件大事?！?/p>
黃江南是第一主講人，洋洋灑灑，被翁永曦概括為16字方針，很快進入了國家的決策程序。四君子當年的主要觀點，是批判計劃經濟的投資失控，用投資周期理論預測“洋躍進”的大危機，并力主把經濟結構調整與穩步改革融為一體。
他們的這一理論進入決策層后，有了后來的反“洋躍進”，使中國進入了產業結構調整期。正是為了這場經濟結構調整，才有了波瀾壯闊的農村承包制改革，才有了從農業到工業再到服務業的遞進改革。
不久，翁永曦官至農研中心副主任，并推動了農業發展所、中國體改所等著名智庫機構的創立，對中國智庫業發展的影響功不可沒。
這就是第一代智庫的特例紫色。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中國進入了意識形態的爭斗期，左派與右派的爭論白熱化，并波及到高層政治，后人對改革開放的影響再也無法達到“改革四君子”的境界，并進入了灰色智庫的探路期。
我們起步創業的民間智庫，面對復雜的政治格局，由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制定了“擦邊球”戰略，被我們發展為“挑戰權威”、“打擦邊球”與“超越左右”的三點一線法，由此造就了我們另類大俠的智庫風格。
何為挑戰權威？就是處處挑戰著名專家的權威理論。
以農村改革為例，1987年我們在張裕葡萄酒廠研究葡萄種植問題，得出的結論是農村承包制已經過時，要研究產權重組與歸并大農場，要靠壟斷性專業合作社對抗農業周期和賣糧難。在一次論壇上，我與農業專家溫鐵軍辯論，他都沒聽懂我在說什么，就一狀告到周其仁處，引來一場至今具有理論價值的激辯。
1988年海南建省，我們為省長梁湘寫的智庫報告，批評劉國光的規劃報告是技術經濟的天方夜譚，而對海峽兩岸共治海南的激進構想卻不敢炒作，只提出建立海島型政策凹地和體制飛地，以特區模式開發全海南，把挑戰權威和打擦邊球融為一體。
如何超越左右？就是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1987年上海興國飯店的股份制研討會上，我的主題發言是用公有主體之間合資的股份制，追求企業規?；?、要素流動化和管理社會化，兼收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雙重功效。該報告馬上得到了重要的領導批示，成功地打好了一場回避私有化的改革擦邊球。
這就是改革智庫從紫色到灰色的轉化，整個改革在左右爭斗中灰色探路，由此決定了我們智庫的起步色彩。
如果說八十年代的經歷形成了我們智庫的三大俠客基因，那么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智庫運籌，則造就了我們智庫全球比較研究的藍色風格。
1992年南巡講話后，我們在中國慈善事業奠基人徐永光的支持下，開始運籌吸引海外人才回國的“展望計劃”（國家科委、國家外專局和青基會發起，江澤民題詞，我出任了第一任辦公室主任），先后組織了中國計算機科學家代表團等大批海歸精英回國訪問，在兩個重大領域里進行了美國對標的智庫研究，創新提出了國家戰略的兩大先河。
第一大戰略是把互聯網概念引入中國。
那時，互聯網在美國才剛剛進入校園，而我們組織的代表團在中國遍訪著名大公司，人們對互聯網幾乎一無所知。為此，高克家、劉亞東和我給電子部張今強副部長寫了一份報告，認為互聯網+多媒體將改變未來世界，中國應該繞過軟件時代，在互聯網革命上發揮后發優勢，實現21世紀的彎道超車。
不久，國家的＂三金工程＂（金橋、金稅、金關）出臺，我們和君創業咨詢也因此而當上了國家信息中心的顧問，與胡小明副主任一起運籌了中國第一個互聯網門戶——中經網。
后來，我碰到休斯中國公司總裁呂瑞峰，他說業界尊他為中國互聯網第一人，但當我與他一番盤道之后，這個尊號就非我們莫屬了。
第二大戰略是把風險投資模式引入中國。
1992年12月，我在斯坦福大學講演，美通公司王維嘉、參與亞信公司創業的劉亞東，以及后來在貝恩資本搞基金投資的黃京生帶我進入了美國風險投資的領域。
寫完互聯網問題的報告，我又向國家科委火炬辦主任王瑞明匯報了美國的巡講觀感，并對火炬辦用60億銀行貸款額度搞風險投資的模式提出了質疑。
王瑞明很快把53個高新區的主任組織到大連，聽我專題演講風險投資的體制與機制，推動了火炬計劃和高新區風險投資模式的全面轉型。
后來，我與人民大學教授劉曼紅合作風險投資項目，我告訴她我們對中國風險投資產業的早年貢獻，她很不情愿地贊同把風險投資第一人的桂冠讓給我們。
這兩件大事，都是靠我們國際比較的智庫創新術在改變國內的封閉慣性決策，意義非同小可。但是，與1980年代的智庫活動截然不同，1990年代的黨政領導人面對著大量中國獨有的難題，他們各自擁有封閉的官方御用研究部門，我們的西方藍色智庫方式沒有運籌空間，由此促使我們轉戰投資銀行與管理咨詢的商業運作，成就了和君創業咨詢公司的行業佼佼者地位。
2002年，我們的智庫服務走出了國門，從朝鮮到蒙古，從尼日利亞到南非，從巴基斯坦到泰國，……，在全球到處為外國總統總理提供智庫服務。其中，屬朝鮮新義洲特別行政區與巴基斯坦瓜達爾自由港特區最為精彩。
2002年，中國富豪楊斌請我們當顧問，我又找到中國的智庫先驅翁永曦和國資委的周放生司長共同參與，在朝鮮給金正日出謀劃策，通過六輪談判談出了一個新義洲特別行政區，外加一條連通韓國與中國的國際高速公路通道，在朝鮮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并吸引日本與韓國共同參與，使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曙光開始初現。
只可惜，楊斌15天后被捕，金正日為此大怒，馬上挑起了那場核危機，一鬧就是十幾年，我們東北亞一體化的大戰略也因此而功虧一簣。
2006年，統戰部胡德平部長帶我們訪問巴基斯坦，我們為穆沙拉夫獻策，在瓜達爾港建立大特區，把中國西進戰略與伊朗印巴能源經濟帶融為一體，打造亞洲的新迪拜。這一策劃，被老穆馬上接受并確立為巴基斯坦的國策，后來因其它原因擱置。
六年之后，我與趙剛再次重啟此案，很快就轉化成今天中巴兩國的共同國策，并成為絲綢之路基金的第一個戰略投資熱點。
這兩次國際智庫策劃，都是在運用我們國內特區開發的黃色智庫經驗，境外的功效極其驚人，但兩界中國領導人的回應都不在正面，直到進入習近平新政才風轉云移。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的智庫四處參與社會沖突事件，每次都站在風口與潮頭，反對各種民粹化的社會思潮，雖非議之聲不絕于耳，但成就之感也與日俱增。
第一場沖突是挑戰郎咸平煽動的民粹主義反改革思潮，風風火火地鬧得滿城風雨，活活把老郎拉下了無人敢惹的神壇；
第二場沖突是反對懲治民企原罪的仇富運動，推動并參與了胡德平部長發起的原罪大論戰，同樣是熱熱鬧鬧地搞得路人皆知，而且確實緩解了中國的仇富風潮。
在這兩場論辯中，我們被憤青網民罵得“體無完膚”。
2006年到2012年，我們還在三個焦點上激流勇進，與普世價值派的西化風潮直接碰撞。
第一個焦點圍繞民族產業振興與國民意識的再造問題。
從2006年開始，我們迅速參與了中國民族產業的振興之風，在達能娃哈哈之戰、可口可樂收購匯源之爭、ipad商標維權等諸多重大事件之中，我們頻頻出擊并每戰必勝。在此期間，我們四處呼吁扶植民族產業，力圖重塑民族振興的國民意識。
第二個焦點圍繞宏觀經濟的逆調控政策。
2008前后，經濟政策取向之爭達到白熱化，而我們是激進的一路，旗幟鮮明地反對宏觀經濟逆調控，批評吳敬鏈的經濟緊縮理論，主張經濟強刺激。
我的第一本書《真相——誰推動了中國改革》，主要在聚焦企業改革、民族產業與經濟政策三條主線，用50個我們的經典案例總結改革開放30年，強力推動宏觀經濟的強刺激政策，最后，在2009年等到了4萬億刺激的大手筆。
第三個焦點圍繞中國的外交政策調整。
2009年開始，我們主張結束“韜光養晦”，逆“普世價值觀”而上，借全球金融危機而在國際關系方面有所作為，被張維迎罵成“無知加無恥”。
這一時期的政府，偏于無為而治，我們的智庫角色介于院外公關與意見領袖之間，是在公共輿論場進行紅色廝殺，同時尋找各種途徑實現有效的上下互動，有成有敗。
2012年4月，我隨習近平主席訪美團赴美，感受了習近平主席剛柔并濟的領袖風范，而后就是十八大的兩個百年目標，中國夢與反腐魄的宣示，接著習近平主席提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迅速在黨內、軍內形成了政治威權，我們從中隱約看到了毛澤東的雄心與鄧小平的鐵腕，促使我們智庫的研究全面向習近平新政傾斜。
四年來，我們新政智庫的研究分為四個領域：
第一起步領域是國際關系。從民間外交的國際關系運籌開始與新政接口。
2012年，我們在突破了西進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之后，又北上推動貝加爾湖的中俄蒙三國引水，南下泰國運作克拉地峽大運河的開挖，東面在朝韓之間、兩岸之間尋找戰略突破點，……。為此，新政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啟動讓我們如魚得水。
在APEC大會之后的2014年12月5日，我們在當代智庫論壇第一期開講《習近平新政的絲綢之路復興計劃》，并編輯出版了當代智庫論壇叢書的第一集，對新政的天下觀與外交風范、戰略觀與外交理論和運籌觀與外交瓶頸，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與建言。
第二研究領域是經濟政策。三中全會前后，我們智庫開始經濟問題的研究，先從改革政策入手，到了2014年開年，因經濟下滑征兆明顯而開始聚焦經濟政策。
2014年3月，我們寫出題為《未來十年的重大國策：創立中國特色的“習近平經濟學”，創新運籌巨額外匯儲備，全面啟動內外互動的經濟振興計劃，推動中國經濟重回高速發展快車道》的智庫報告，研究了習近平經濟學的三層次走向：
一是用大量數據斷言經濟下滑趨勢，反對歌舞升平派，與新常態的經濟形勢判斷找到了融點；
二是主張新政的有為政府超越凱恩斯主義、發展供給學派并創新貨幣主義，反對原教旨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與新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緊密接口；
三是提出金（開放投資）木（制造轉型）水（農業傾斜）火（科技創新）土（三元城市）結構調整的五行國策，與新政的五大發展觀政策全面契合。
2014年12月19日，我們第三期論壇的題目是《習近平經濟學的五行國策》，被編輯為當代智庫論壇叢書的第三集出版。而后，在我們的150期論壇中，有80多期圍繞經濟政策，收效顯著。
第三參與領域是對習近平時代的主義探索，晚于經濟問題研究半年，從2014年6、7月間開始。
這時的反新政思潮因抓大V而泛起，2014年8月，我們寫出智庫文章《中國正在走向何方：習近平政治理念、外交策略、法制思想、文化追求和經濟政策評述》，認為習近平新政的政治威權立勢、外交有為變道、法制嚴格鎮世、文化主義舉旗、改革發展并重，開始五大走向全面發力，勢不可擋。此文正負反應并存，在上下引起很大的反響。
2014年9月，在?？谡匍_的媒體秋季峰會上，我們進一步提出習近平主義正在走進中國和走向世界。當年12月，我們在當代智庫論壇上演講《習近平主義的中國傳統文化基因》，被論壇叢書編輯出版。該書認為，習近平主義有三大支點：新馬克思主義為本，中國傳統文化為體，特色化的民主法治為用。
到了2016年，習近平的七一講話分八個思想源頭和遠近兩類功效，系統闡述了新政的思想理論、主義信仰與文化基礎，被我們解讀為習近平時代的五條基線和十度修煉，是習近平主義產生的歷史風標。
第四領域是我們最有創意的智庫研究，對傳統智庫文化進行了系統研究，對現代智庫民主進行了創新創意。
習近平新政尊崇智庫文化，開展了全國性的智庫試點，由此推動了我們的智庫問題研究。
2015年1月，第六期當代智庫論壇的主題是《習近平時代的管理文化與管理咨詢》，智庫運作被我們當做咨詢服務的一支，進行了大量的技術方法研究。
以后的一年，我們開始潛心研究傳統的智庫文化，發現中國歷史上的門客聚才、上疏納諫、科舉選賢、朝政博弈和知行合一的心學書院五位一體，都是傳統智庫的表現形態，不僅具有豐富的智庫技術文化，而且包含了厚重的智庫政治文化，是一種反對黨爭的國家治理體制，并在東亞新加坡等國進行了成功的現代化運用。
為此，智庫研究被我們提升到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法制建設的境界，開始探索習近平時代的傳統智庫文化復興與現代智庫民主創新。用習近平七一講話的思想表述，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結論：縱觀我們30年的民間智庫經歷，從特例智庫的紫色到改革智庫的灰色，從政策智庫的藍色到國際智庫的黃色，從社會智庫的紅色到新政智庫的綠色，我們與時俱進并不斷調整，最終在習近平時代找到了三色智庫融合的綠色智庫之道，即，融合中國智庫文化的黃色、西方智庫技術的藍色與群眾智庫工作的紅色于一體。
